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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青年时代,有幸多次会见过孙中山先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在他有力的支持下,我负责带队,首次把游行队伍冲进租界,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以及以后几次到孙先生寓所,面聆教诲的往事,始终留在我晚年的深刻记忆之中。

  我最初见到孙中山先生是1916年8月20日在故乡绍兴。当时,卖国袁世凯垮台死去才两个半月,孙中山先生应浙江督军吕公望之邀,先到杭州,三日后,于8月19日下午5时左右,到达绍兴。次日上午,绍兴各界召开欢迎会于布业会馆觉民舞台,孙中山先生登台发表了演说。我当时已在母校复旦附中毕业,放暑假,回到绍兴塔子桥老家。听说孙中山先生到了绍兴,也主动前去布业会馆聆听他的讲演。

  五四运动那年,我已23岁,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三年级。我学名朱承洵,担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等职务。

  五四前夕,我们同学从报上获悉,巴黎和会正在召开,巴黎和约即将签订,到底订的什么条款还不清楚。而当时日本觊觎山东正在向北京政府递送秋波,扬言要贷款4亿日元给中国,以全国田赋作抵押。为此,邵力子先生曾在5月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麻木不仁之国民》的时评,文中说:

  “日本对于山东问题之主张,是否果为东亚和平之福,今姑勿论。但观其集合各派鞭挞政府之气势,固非我麻木不仁之国民所能及矣!”

  “国内议会若存若亡,欧和专使相猜相忌,而国民袖手旁观,迄无起而严重监督之者。国法凌夷,外交失败,其咎皆在国民之自身矣。痛哉!”

  这篇时评,很有鼓动性,分明在动员人民群众密切注视时局动向,群起监督政府之外交活动。

  巴黎和会上政府代表准备秘密签订丧权辱国条款,我们上海乃至北京学生事先是不知道的。那是由于当时任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将国务院所发出的密电内容,到北京东堂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家,如实透露给了蔡先生。蔡先生于5月3日当晚,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段锡朋等,把这秘密公开告诉了学生。当时北大学生原定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得此消息,便提前在五四那天,由罗家伦任游行总指挥,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5月4日下午,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5月6日早晨,我的老师邵力子先生(当时在上海《民国日报》社任总编和经理)拿了当天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匆匆来到徐家汇复旦大学。因为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当面嘱咐我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在会上,邵先生先读了报上关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约中丧权辱国条款,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然后慷慨激昂地动员我们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会没有吗?……”同学们听了,情绪一下子就沸腾起来。当天,马上决定停课,分头出发到上海各大中学校去串连;邵先生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到其他学校去演讲(以后他还在1961年7月《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过:“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目的是要求全上海学生先团结起来,强有力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7日下午,由当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先生主持,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市民声援北京大会,其中主体是大中学校学生,会后在南市一带游行示威。5月9日各校又停课一天,同学们分头上街演说、宣传,提出了“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等政治口号。与此同时,我们已把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串连好,先后两次来复旦开会,认为在当前万分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反帝救国,我们学生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又为了避免牵累老师,只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谢绝教职员参加。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终于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学生联合会会所成立。公举复旦同学何葆仁(字子元,福建厦门人,华侨子弟)为主席,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醴陵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之子)为文书,我被推为总会计兼总干事。环球学生联合会会长是复旦校长李登辉先生,这是当时为出国留学生代办手续的组织。上海学联能在这里成立,与李校长的同意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学联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热烈欢迎京津学生南下代表方豪、段锡朋等一行到上海,请他们公开宣讲北方同学掀起反帝爱国热潮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残酷镇压、迫害的实际情况。

  上海学联成立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准备全上海统一罢课。原计划定在5月15日开始,后来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不满北京政府愤而辞职,离京南下,到了杭州。为了与全国学联代表一起,去杭州迎蔡还京,我奉派一同前往,上海学联才一度把统一罢课日期往后推。

  当我们复旦同学热烈紧张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之际,也影响到了复旦的工友。

  复旦原有一个校工会,会长名叫徐福,江苏扬州人,系总务处工友,平时负责给学校领款、购书及采购仪器等工作。他在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有好多同学凡家有汇款多来托他代领,托他买书购物等等,向无误差。以后他还当了校长李登辉先生的侍卫。我们在复旦毕业后,有一次徐福做寿,大家还纷纷给他送寿礼。副会长刘福,是当时复旦的门房,也就是负责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此外,还有约40名左右的校工,包括在各学生宿舍中服务者(当时称为茶房)以及伙房中的炊事员,记得其中一位炊事员还善于英语。

  在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开展之际,复旦校工会在徐福、刘福带领下,也开始在5月19日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经邵力子先生支持,他们还在5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2版《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中,公开刊出了下面这封信:

  学生联合会复旦分会会长先生钧鉴:

  敬启者:敝会已于5月19日成立。当时捐洋三十一元,系出诸同仁劳力所得。除敝会印刷传单、分发鼓吹用项等外,尚余二十元。公同决议,捐呈贵会充作经费。自知杯水车薪,无甚裨益。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区区之数,聊表寸衷。谨此奉上,只希哂纳。

  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复旦分会启

  复旦校工,在信中写了“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说明他们的工人阶级觉悟已大大提高,不再停留在争本身福利待遇上,他们的着眼点已在政治上了,这应该说是了不起的。

  运动发展到了5月22日,我们上海学联领导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实现了统一罢课。但是美、法教会插手所办的两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他们借口是外国人出资创办学校,绝不允许学生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学联,并出面干涉、破坏学生运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居然下令将参加学联的学生代表章益、江一平等24名学生开除,赶出校门。这事被学联得悉之后,我们一面派代表前往慰问,一面由我请求李校长支持,得到他的同意后,公开宣布复旦大学吸收他们24个同学转学肄业,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教会学校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

  在实现全市罢课之后,学联还计划进一步实现罢工与罢市。由于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儿子,在日商银行当买办,他们通过秘密策划,竟发布了一个“佳电”,公开向北京政府献媚。电文中把丧权辱国的责任,全推到驻日公使章宗祥一人身上,更无耻的公开赞扬日本帝国主义接替战败的德国,侵占山东的所谓“功绩”,从而引起了舆论界谴责的怒潮。以后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借口辞职,对实现罢市多次推诿,始终未能配合我们罢课,协同进行。

  下一步到底怎么进行,我们心中无数。正在面临困惑为难之际,5月20日,环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突然跑来找我和何葆仁说:“孙中山先生刚才来了电话,叫你们学联去两个代表,时间在今晚7点,地点在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他有要事,要同你们密谈。”

  接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电话之后,我和何葆仁就兴奋地应约在当晚7点到了老晋隆。门口已有一位着西装的人在等着我俩。他说他姓洪,是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代表,他已叫好了3客西餐,一同上楼招待我俩。我们边吃边谈,着重向他汇报了我们上海学联成立后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当前碰到的棘手问题。洪先生认真地听了,然后向我们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口头指示,大意是说:

  “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是不成的,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了外国律师,一名是法国律师叫达商,一名是英国律师叫穆安素,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

  我们先后谈了约有两个小时之久。洪先生临分别还告知了我们,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叫我们有空时去找他。

  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都非常兴奋和激动。在这次会面之前,本来我们上海学联已经决定要在5月31日召开一次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郭钦光是在北京因冲击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不幸殉难的一名同学),为了声援北京,决定会后仍要举行示威游行。但游行的路线,还是在“中国地界”,重点是从南市指向龙华,当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衙门。在路上,我同何葆仁秘密商量了一下,这次决定要大胆去冲一冲一直被外国人统治着的中国神圣领土——租界。但这一计划,暂时不好公开,因为万一过早公开了,难免会使事情横生枝节,势将影响游行的顺利进行。

  5月31日下午,我们学联就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那天会上,我们请五四时在北京被捕,释放后南下到上海的许德珩上台讲了话。会后照例游行,临时宣布分作两路,各约1万人左右。一路由何葆仁带队,南下龙华;一路由我带队,北上直冲租界。

  那天下午,骄阳如火,同学大都戴着草帽。我们这支游行队伍,沿老西门走民国路到了老北门,再从河南路直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路过三茅阁桥上海《民国日报》社时,只见二楼阳台上,邵力子、叶楚伧先生等正在向我们招手,并热情鼓掌,给了我们学生以会心的支持与鼓舞。沿途有不少商店的中国职工,看到我们这支首次冲进租界来的游行队伍,还纷纷主动送上一杯又一杯的茶水来招待我们,使我们更加鼓起了勇气。

  游行队伍到了重要地段,也就是四马路(福州路)巡捕房,门口站出来十几名中、西包探,其中有一个操着洋泾浜英语问我这带队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只回答:“我们要到天妃宫去!”便径自带队向前走去。天妃宫在河南路桥的苏州河北,是当时上海总商会所在地。看来我们保密得真不差,工部局事先毫无所知,万万想不到学生游行队伍居然会一反往例,冲进租界来。上司没有布置,这些下属的奴才包探,临时连请示都来不及,哪里有啥对应措施,敢阻拦我们游行。只有几名中国包探,紧紧盯住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直往北进。过了天妃宫桥(今河南路桥),到了市总商会,负责人早已溜之大吉。两名在场的商会理事,对我们严肃地提出要“限期罢市”这一点,再三声称不敢作主,光是空口表扬我们学生是爱国行动,他们十分敬佩云云。

  我们再三叫他们把负责人找来谈话,他们却一直拖延应付。这时,跟来的一名中国包探,也插进来悄声对我这带队的说:“你们学生的行动,我们也是支持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只要你们不要出啥事情就好。要不,日本领事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的。”看来他已等不及了,准备先走掉。

  看天色渐晚,我们在平时很难进来坐一坐的上海市总商会大厅椅子上,已坐得差不多了,我便宣布队伍解散,分头回家。这样,免除了整队回去时,横遭不测。万家灯火时分,我们终于胜利结束了首次冲击租界的反帝示威游行。   总之,在孙中山先生具体有力支持下,这是我们上海学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的爱国救亡反帝游行。

  过了两天,即6月2日,我和何葆仁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按照洪先生所留下的地址,前往莫利哀路孙寓,晋谒孙中山先生。

  这是一所精巧的别墅,听说是一位华侨赠送给中山先生的。到了门口,我俩递上名片,由一位姓马的副官先上楼通报,经孙先生允许后,马副官领我们上楼,他还指点我们把礼帽挂在楼梯下的衣帽钩上。上楼后,中山先生招呼我们坐下,我就向先生汇报了胜利冲进租界游行的经过,并且感谢他派代表对我们学生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中山先生细细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兴奋地赞扬了我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还特别对我们终于粉粹了圣约翰校长卜芳济破坏爱国运动的阴谋活动表示赞赏。他说:“你们能攻破这个顽固堡垒,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这是你们学生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俩听了都非常高兴。座谈了一会,就告辞回校。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近千人,又连续被北京政府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我们学联便临时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6月5日那天,在上海最早罢市的,是开设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荣昌样西服店,因为我们复旦同学常去此店做制服,早与他们的职工熟悉,一经动员,他们就带头关门。于是接着再分头劝说动员,得到了店员工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连锁反应,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的强大声势。当时上海有一家小小的理发店,也贴出了“国事如此,无心理发,关门罢市”的布告,堪称佳话。

  这时候,我们复旦校工所组织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民国日报》6月4日第12版的《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上,发表了一份义正辞严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兹抄录全文如下:

  现在我们的中国,实在是危险得很哪!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恐怕全国的同胞,是无人不晓得了。山东是文化出产的地方,又占在中国地理上很要紧的位置。亡了山东,还不是同亡了中国一样了?他们学界的人,结了一个大团体,终日的在那儿奔走呼号,尽他们的救国责任;商界的人,也结了团体,渐渐的活动,要显出他们救国的热心。看看我们工界的人是怎样呢?可算是简直没有一点举动,就是简直没有一点爱国心。唉!难道这么大的中国,单是他们学界、商界救得了的么?难道我们工人不配救国么?要晓得我们工界的人,是占最多数的。我们多数工人不去救国,那还有希望吗?况且我们向来是能吃苦,能耐劳,不好虚名,脚踏实地的。若是拿这样精神去救国,不是格外切实,格外厉害吗?所以我们复旦大学里的工人,办了一个工界联合会,那会的宗旨,就是上面所讲的了。吾们的苦心,就是想唤醒全国的工人,大家快快起来,也办一个联合会,然后联络各处的小团体,做成一个极大的团体。那时候,既有他们的学界、商界大家一致的救国,又加了我们工界的一致救国,那还怕什么山东争不回?还怕什么日本的强暴呢?

  这份《宣言》,应该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充满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历史责任感和十分高涨的自豪感,它对爱国救亡前途更充满着必胜信心。可是在不少近现代史著作中,都只抽象地写:六三运动,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已日益觉醒,正开始走上政治历史舞台。却根本不提这活生生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我认为这是十分遗憾的事。至于这份宣言之所以在当时日出3大张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又与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邵力子先生的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它以史无前例的强大攻势,到6月10日终于迫使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此后,我们又一次前往晋见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当时也十分高兴,还操英语对我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

  到了下半年,即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在环球学生会作公开演讲。我们复旦同学也前去听讲。他讲的题目叫《救国之急务》,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我们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

  10月22日,为了答谢中山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的赞誉,我又一个人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先生。那天下午我登楼时,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未午休,正各自在静悄悄地埋头读书,当时就给了我以极深刻的教育。中山先生见到我,热情招呼我坐下。我说,环球学生会那里先生作的演讲,我也听了,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并且又一次向孙先生说,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接着,孙先生同我谈了当时北京政府派内务部长朱启钤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4尺、宽可9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还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对我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作为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幸福地收下了这位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这是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是他根据《英国议会法》写成的,是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当时孙先生还在书上写了“仲华先生惠阅”,送给了我。他还补充说:“现在商务印书馆连我的书也不出了,他们不出,难道我不会从别处去出?”

  中山先生所赠那本《会议通则》,是我们学习民主政治的入门书,我早在1933年就赠送给了绍兴稽山中学图书馆。可惜抗日战争时,学校内迁,此书已毁于战乱。至于“天下为公”这一横幅,幸喜我已于1959年捐赠给了鲁迅文化馆,至今得保存在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环球学生会所作演讲《救国之急务》,全文当时印有小册子分送,我原也宝藏一本,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会时,邵力子先生任筹备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我将这本小册子送北京,转赠了纪念会。

(原载《绍兴(县)文史资料》第七辑)      

  注解:  

 晨朵记录、整理。原文题为《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上海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首冲租界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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